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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卷筆記 - 通往未來的過去

bridge-to-18th-century

此書是 Neil Postman 寫於 1999 年之作,為我們應如何踏入二十一世紀給一個建議:以十八世紀,亦即啟蒙時期的思想觀念為我們作指引。他秉持的信念是,我們必需先了例過去,才能展望將來,問題在於他身處的二十世紀裏,他找不到幾個有助於下世紀發展的觀念。

二十世紀的好事,如廢除種族隔離、男女平等、高等教育等等,但都其實只是更早期觀念的延伸。二十世在他眼中是「不得喘息的恐怖時代」,這時尼采主張上帝已死,佛洛伊德說理性只是生殖器的僕人,後現代主義主張語言無法精確描繪事實。歷史上發生接二連三的大屠殺,三大超驗敘事竟是法西斯、納粹和共產主義,又發明了能結束人類的武器。這是科技凌駕一切的時代。

進步非必然

啟蒙時期創造了進步的觀念,在理性主義下我們開始能掌握自己的命運,一步步走向美好,進步就如自然秩序一樣。理性主義令我們摒除迷信、權威、傳統、超自然,孕育了自然科學的土壤。另一邊的浪漫主義,卻又質疑理性至上的觀點,會引至我們的道德腐化嗎?科學和技術的進步,並不足以使人性進步。而無論是理性主義或浪漫主義,都對社會進步一事有信心,他們辯論進步的根源,反覆自省。步入十九世紀切切可見這些進步:美國實驗民主美國實驗民主、俄羅斯解放農奴、女性平等、宗教自由、童年觀念等等。很多人都會怪責二十世紀的大屠殺,是基於對理性的信仰,也就忽略了啟蒙時期對理性、對進步也同樣具有質疑。這種批判、懷疑是十八世紀留於後世的珍寶。這份影響延至十九世紀,不過這時也是發明的年代,能發明的都發明,卻少問為何發明,我們漸步入科技壟斷

可能是經歷大戰的關係,在二十世紀之初便已開始有一種不相信進步的想法生出,亦即進步非必然,需要人努力。我們要自己創造未來,沒有人會保佑我們。或許基於心理負擔,我們仍抓著進步觀念,卻用這形式:科技就是道德、社會、心理進步的同義詞。問題太複雜,我們無法應對,於是拋給機器解決就算。我們當然能身體適應,可是心理卻未必跟得上。對此作者認為對任何科技,我們都應問以下一連串問題:這科技解決了甚麼問題?解決了誰的問題?那些人與機制會受到傷害?會引出甚麼新的問題?誰會獲得新的政治或經濟權力?最後,科技對語言做成甚麼影響?何得何失?

語言失效

有關語言,在十八世紀相信語言能描述真實,儘管與真實有距離,但仍然能接近。清晰的語言有力量,這使得啟蒙學者有了勇氣和盔甲去揭露謬誤。當時的學者,大都其實有正職在身,鮮有專事寫作者,換句話說他們大多是公眾的知識分子,以散文討論公眾議題。(哲學家與哲人的分別) 不過到了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義,卻質疑語言能有描述真實的能力,語言是社會建構,都是相對,沒有確定。不過十八世紀的學者並非沒有體認到語言的限制,他們是很了解的,但卻不會極端至語言不能描繪現實,這種極端引至一種價值失落,沒有對錯之分。這對於解決現實上的問題,是沒有助益的。

資訊過剩

十八世紀沒有「資訊」二字,但早有報紙提供消息、有書本、有評論、有聖經。那時的「資訊」一定伴隨著行動或思考,沒有單純「知道」這一件事。在十九世紀,因電報、影像的發明,資訊變得獨立存在,被剝離情景和商品化。我們解決了資訊的傳送問題,卻沒有解決為什麼需要資訊的問題。資訊過剩,加上沒有情景,沒有了故事,沒有了知識架構。

當今報紙要做的,不是傳送資訊,因為現在其他媒介比他做得好多了。作者建議要將資訊進升為知識(knowledge)和智慧(wisdom)。他定義的知識,就是在資訊加上情境,加上「為什麼」。而智慧,則是讓我們知道可以用何種知識體系來評斷知識,例如對複製技術,告訴我們在那裏複製了一隻羊是資訊;告訴我們複製史和何時會複製人類,就是知識;建議我們用如宗教、政治學、社會學來評斷複製知識,就是智慧。

敘事

後現代主義引來激進歷史相對論,主張沒有絕對真理,所以也沒有超驗權威可以告訴我們「這樣做是對是錯?」。這超驗權威本來是上帝,在啟蒙時期變為理性,但獨理性不夠,還要有一個敘事來引導我們的道德:「上帝造人,與人自由之權,質疑權威之權,管理自己之權。我們自當尊重上帝之創造,謙恭,對他人誠實憐憫,追求幸福和平」。我們需要敘事,因為我們意識中強烈要求某種目的,目的性必具道德脈絡,亦即敘事。沒有超驗敘事,我們會失去目的感,權力就變成權威唯一來源。

這超驗敘事,甚至不需在科學上被證為真才有效,不需要絕對確定。哲人與哲學家不同之處,在於他們關心社會事務,多於宇宙終極真理,敘事只要能有引導作用就足夠了。「什麼是正確的事?」的答案是「不證自明的」,是基於超驗權威的自然法則。反而,在二十世紀三個絕對確定的超驗敘事:法西斯、納綷、共產主義,都帶來了可怕的後果。同樣,將科學視為絕對確定的宇宙真理而非人類故事,科學就成為技術奴役。將宗教視為絕對確定,會帶來審判、聖戰、屠殺。絕對確定的敘事會毀滅我們的希望。

童年消逝

童年概念生於十七世紀,盛於十八世紀,開始消逝於二十世紀,也就是科技(媒體)使我們不能再向孩童保守成人秘密之時。十八世紀童年觀念,可分為兩派:認為童年是白紙,需透過教育而成為成人。另一方面認為童年是人類最自然狀態,天真純潔無野心,而應努力使其免受成人世界的污染。兩者都將兒童當成必需好好悉心照顧的對像。童年是社會建構,是由印刷術時代所形成的概念,要由不識字的兒童變成識字的、明理的、有思辦能力的成人,兒童必需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下學習讀寫文字之餘,也學習服從,負責任,延後滿足等等。資訊革命使成人界的秘密,諸如政治、歷史、醫療等赤裸於孩童之前,童年與成年之別模糊起來之餘,也失去一些東西,例如對未來的希望、對進步的信念。步入下世紀,我們斷不能任由媒介環境之變去消滅童年,我們得主動去保留童年。

民主與媒介

民主的定義由古至今都在改變,是在近代才開始穩定下來。適合的政府形式與可得的傳播方式有關。人們溝通的方式,政府的溝通方式,是制度運作的關鍵。印刷術下的民主,以印刷品作全國對話。印刷品在當時是壟斷的,為論述提供了線性、分析性結構。人們交談方式就如文章,有理有節。政治生活透過印刷媒體來運作,形成公共論述,而這論述基於文章的特性,傾向嚴肅正經。對讀者而言也要求他們具有思考和批判能力。

民主與印刷術的關係,會如何在新的科技下發展?影像如何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,再如何影響我們對民主的參與?辯論的質素?又如何影響社群?會使個人主義轉而為利己主義嗎?虛擬社區能取代真實社區裏大家發表意見之餘,還察覺彼此差異,從而對觀點交換、協商的幫助嗎?

教育

十八世紀三項遺產對教育影響深遠,其一是童年的發明,使學校必需更了解童年本質。其二是受教民眾是國家資源,所以國家必需提供教育。其三是教育應要培養懷疑精神,這一點卻在現代著力不多,可能是害怕教小孩反抗權威會變得難以管教。可是民主社會必需要有批判思考的公民,才能改進社會。作著提出五項建議:

  1. 教問問題的方法與藝術
  2. 重現三學科:邏輯、修辭、文化,可有助察破宣傳技法。現在只教文法。
  3. 教授不同科學觀點,例如比較演化論和創世論。在了解這些觀點的歷史來由,再以科學態度去看這些觀點,比較、論證,這才造就真正的科學思考。
  4. 科技教育。教育科技的變遷、對我們的心理與社會的影響
  5. 比較宗教。同樣由歷史入手,看宗教與我們身處文化的關係

在這當中,歷史不是獨立學科,因為每科其實都有其歷史,是「超學科」。只有了解不同知識的歷史,才能知道我們身處的位置。


作者通過這種世紀思潮的比較,可看出其中人類歷史發展的得失。其中科技有著重要角色,印刷術帶來了理性思考、童年、近代民主。電報電視卻將資訊抽離情景和知識架構,我們開始步向科技壟斷。再加上語言的失效,樂觀進步在經歷大戰後變得悲觀,沒有了超驗權威有力的敘事,只有訴諸科技(決定論)。作者千叮萬囑要留意科技/媒介對我們自身的影響,因為在歷史看來,我們其實並沒有多少意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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