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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殼後香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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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這本是給一本雜誌寫的稿,他們打算做攻殼專題,我應邀寫有關攻殼與香港的題目,條件是可以之後放上 blog,我也花了點時間寫,不過最後他們覺得文章不太合用。我心想這也沒差,可以放上 blog 就可以了。文章因此比較長,要交代背景,換著是直接寫在這裏的話,我應該會省去很多資訊。

[正文]

對於外國人來說,香港夏天總是難以忍受,因為濕度較高,較難散熱,總不像較北地區熱得乾爽,所以當美版的《攻殼機動隊》(下稱《攻殼》)來香港取景時,一眾史施嘉利祖安遜的粉絲都為她覺得辛苦,在攝氏三十多度氣溫之下還要穿大褸在街上走來走去,日曬雨淋。她飾演主角草薙素子,在故事中是日本內務省直屬部隊公安九課的主要成員,全身高度義體化。事實上這選角很受大家爭議,有人認為荷里活又一次讓一個白人演亞洲人角色,是一種「洗白(whitewashing)」。這時我們就得問,究竟《攻殼》是一個甚麼樣的故事?主角是否非得由一個亞洲人來演?故事是否得一定在亞洲發生?

若以原著士郎正宗的說法,《攻殼》是「滑過表層的輕鬆仿 Cyberpunk 作品」,對他來說描寫我們現代生活中的網絡化、自動化、符號化、虛擬化等種種現像,才是他的旨趣所在,所以在他手下的《攻殼》表現出來是較為日常和喜劇化的,他也沒有傳統 Cyberpunk 作品那麼非要描寫階級鬥爭不可的包袱,所以主角不是遊走法律邊緣的黑客、小混混,反而是光明正大的公務人員。有人說這種角度,描寫位於體制內的主角,就是一種亞洲特色。但觀乎漫畫版的《攻殼》主要還是很傳統的偵探故事,換以種種新穎的網絡戰、義體、微機體、虛擬體驗、記憶攻防等等元素,這其實也是很歐美的。被稱為元祖級的 Cyberpunk 電影《Blade Runner》不也是一個偵探故事嗎?

不過,美版《攻殼》的改編的對象並非漫畫,而是令其舉世囑目的押井守電影版本,他這個版本並不輕鬆,探討在科技不停進步的當下,人類的界線在那裏?在主角草薙的調查過程中,她遇上了一個聲稱已產生自我意識的人工智慧程序「傀儡師」,更令她質疑起生命形式。依此看來,這種尋問人類本質的高層次、形而上的主題,應該是舉世皆然的。《攻殼》英文名稱「Ghost in the Shell」也顯然與傳統西方笛卡兒的身體與靈魂二元論互相呼應。比起漫畫版,押井守的電影版也沒有太多有關地緣政治的內容。但偏偏因為電影取景於香港,當中城市蒙太奇一幕太令人印象深刻了,於是乎美版的《攻殼》在粉絲和前車之鑑下,就似乎不得不同樣地來香港取景了。

事實上 Cyberpunk 故事以香港或東京等亞洲城市取景,已近乎一種陳腔濫調了,而其始作蛹者似乎就是《Blade Runner》了。在 1982 年上映的這部科幻迷經典作品,其原著是 Philip K Dick 的《Do android dream of electric sheep?》,本來也只能算是「前Cyberpunk」作品,但導演 Ridley Scott 給了她一個犀利的視覺,非常符合 Cyberpunk 的精神內蘊,使得以後的 Cyberpunk 或甚只是近未來的科幻作品,都不得不向它朝聖膜拜。在有關《攻殼》的導演訪談中,他也說選用香港做為背景,就像「Blade Runner裏的洛杉機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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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yberpunk 與亞洲城市

一言以蔽之 Cyberpunk 就是「High tech, low life」,在高科技、高速連接的生活下,卻漸漸失去人性,生活看似光鮮,但實質上人被掏空了。《Blade Runner》本身並未像之後的標誌性 Cyberpunk 作品如《Neuromancer》般擁有「Cyber」元素,如電子、網絡、黑客等等,反觀其故事本身講太空探索、人造人等等,是頗為傳統的。不過它卻有「Punk」 這反叛元素,在大企業控制底下,在下層的人(人造人)被壓迫,被視為低一等的奴隸,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。在視覺上,《Blade Runner》就整個陰陰沉沉的不見天日,城市因為污染而總是下著雨。一邊是企業的高樓大厦,宏偉莊嚴,一邊是龍蛇混雜的街頭,各式店舖、小吃店、酒吧、夜店,伴隨著霓虹燈牌,各色人種在其中活動。

這樣看來 Cyberpunk 的世界裏對於亞洲的描寫其實是有偏見的,相對於整齊劃一、現代、先進的西方霸權,就是傳統、神秘、落後的東方異國風情,是一種老舊而又有效的刻板印象,來創造一種二元對立。然而採用東方元素的更大原因在於歷史,在八十年代西方已然是世界霸權,卻見疲態,看著亞洲的經濟掘起,先是日本一個跑出,然後又有香港、台灣、新加坡、韓國這「亞洲四小龍」,中國經濟也開始開放了。面對著東方勢力的掘起,誇國企業的競爭與巧取豪奪,多元文化的入侵,令西方社會焦慮。因此科幻世界裏對近未來的想像自然就轉到亞洲身上。

舉兩個 Cyberpunk 電影的標誌性元素,是在亞洲城市常見的,一是霓虹燈牌,這在香港最常看見到。或許這也是帶著偏見的,在西方霓虹燈牌代表的是賭場、酒吧、夜總會 ,在香港卻是普遍使用在各式行業之上如食肆、零售、酒店、藥房等等,不一而足。這麼一個挪用移植過來,便又產生另一種東西的衝突效果。儘管如此,霓虹燈牌亦標誌著一種由下而上的繁華,大小商店都可以豎立起燈牌,互相競爭,顯出另一種生機。

相對來說,在大厦上的巨大螢幕就是由上而下的控制。在《Blade Runner》裏的大螢幕畫面上有一個日本藝妓在賣類似糖果的東西,代表著大企業通過視覺神經侵佔公眾空間,以推銷商品,而我們人類天生就不能抗拒這些閃動的畫面。在資本主義社會和消費文化底下,人人都得服膺於商業運作。這大螢幕已經成為另一個 Cyberpunk 電影的必要元素。香港在早年的時代廣場便有這種大螢幕,到今天更是舉目四周都能看到這些廣告螢幕,真是避都避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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敝開西方視東方為他者的視角,很多科幻作者都認為亞洲城市確實就是未來,Cyberpunk 鼻祖 William Gibson 經典名言:「未來已經來到,只是分佈不均而已。」而他本人就十分鍾愛日本的未來感覺,日本元素經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。在經濟和科技的急速發展下,亞洲城市高速地新陳代謝,來不及規劃,新的舊的興建中的往往一同出現,形成獨特的城市圖像。廣告牌林立,資訊爆炸,每天都有新科技新玩意新意念。這一方面是一種城市活力的象徵,但又同時是一種壓力。

西方的 Cyberpunk 的未來大都是敵托幫,科技進步未必帶來美好生活,質疑主流社會的進步主義或科技決定論,這是叛客精神。可是這主題來到日本,又變得有點不一樣,少了暗灰。《攻殼》取景雖然有受到歐美 Cyberpunk 的影響,但押井守顯然有自己獨特的演繹。

攻殼與香港

根據押井守在訪談中所透露,他認為亞洲城市會繼續將所擁有的活力帶進廿一世紀,所以當他想像未來城市時就想到了香港。事實上他在前作《機動警察:和平保衛戰》 就曾描寫過東京的都市景像,不過那故事的時間定在 1999 年。顯然要描述押井守心目中近未來 2029 年的《攻殼》需要另有新元素,而且與原著漫畫大相徑庭。留意押井守改編《攻殼》是大刀闊斧的,他大量地增減原著故事元素,只保留核心劇情,人物性格也變了,整體風格由輕鬆玩味轉而嚴肅沉靜,大概是押井守認為這是表達有關生命本質的議題所需要的。要做到這種大覆修改式的改編需要很高技巧和膽色,一不小心就會被人說騎刧了原著,又或產生兩頭不到岸的奇怪味道。另外一個取實景的原因可是出於技術上需要,他說「若要忠於動畫方法,必需使用真實的街道來做模型」。在之後的《攻殼機動隊2 Innocence》(下稱 Innocence)技術進步下他已不需要靠實景,打造了有別於上一集的攻殼景觀。

押井守版本的《攻殼》也一如原著士郎正宗般,基本上沒有傳統 Cyberpunk 的包袱,非要顯示出原教旨「High tech, low life」不可,所以他雖然也用到了香港,但完全沒有了那種對東方凝視的陳腔濫調,調子用色也不是一味的灰暗。故事本身沒有企業霸權設定,政府還是握有主要的權力,並且實行或明或暗的政治操作,而傀儡師其實就是政治犯。高科技城市下驟眼所見的巿民生活,雖然稱不上是富足,但也不覺得是在水深火熱中。

根據美術設計竹內敦志所說,《攻殼》取景香港其中一個重點是要表達資訊泛濫,表現於街頭巷尾無處不在的招牌、海報、廣告,每一面都爭取要在大家的視覺裏出現,在有限的空間裏互相競爭,人們頭上的空間都是這些牌。在本來因為高樓林立而感覺狹窄的空間裏,天空都被遮蔽去一大半。現在在香港的旺區如旺角、尖沙咀、銅鑼灣等等,你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景像,也是外國遊客必然會舉機拍照的。我想香港比起其他亞洲城市在這一方面的分別在於,那些招牌真得很肆無忌憚,層層疊疊零零碎碎,在原有的建築肆意地長出來,感覺混亂卻又統一。招牌海報,連帶就是文字符號,就是資訊,而方塊中文字又基於其擁有象形特質,擁有更高密度的資訊量。在《攻殼》裏有時甚至將招牌密度再提升,例如一整面牆都是招牌,是在香港很少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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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種漫天符號,滿佈資訊的空間中生活的人會變成怎樣呢?媒體理論家麥克魯漢說,科技是人的延伸,當某一感覺擴張之時,我們會自動調較身體各種感觀的強度比例,有時會達到自我麻痺的狀況。資訊泛濫下我們已再沒能力決定甚麼該看甚麼不該看,於是將感覺麻痺,視而不見,而且這是不自覺的,因為圖像符號是直達神經的。這比起苦苦掙扎的「low life」可能更慘,因為生活得麻木,沒有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感覺,就是行屍走肉,一副機器。這也是主角草薙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:我是不是只是一副機器?我是甚麼?

《攻殼》最著名一幕城市蒙太奇,在三分多鐘的時間裏展現了一個「水都香港」,本來就好像一段與故事劇情毫不相關的間場,有點使人摸不著頭腦,但若有留意到上一幕,便會有點線索。上一幕裏草薙潛水,與巴特對談中,說出了她對於「我」的理解:面容、聲線、手掌、記憶、預感、外部記憶等等構成了我,但也限制了我。問題是當這些東西都可以是人造的時候,那麼我又是甚麼?對於高度義體化的草薙來說,這問題尤其困擾。這時傳來神秘的聲音,是傀儡師:「我們如今彷彿透過鏡子觀看,所見模糊不清」。有了鏡我們才有機會認識自己,但鏡像卻不一定是精確的反映,可以遭到扭曲。然後我們就跳到蒙太奇了,這一幕其實承接了草薙有關自我的尋問,她嘗試以城市為鏡去看自身。城市本身經歷著不停的修改、重建和自我界定,這過程不是乾乾淨淨地由頭開始小心規劃的,而是在舊有的結構上建立新的東西,不停試錯和修修補補。界定這過程的不是人,而是科技,科技有著自己的意志,迫使城市改變面貌,將資訊符號淹沒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,在其中的人只能默默承受,麻痺感官,變得更機械。香港城市常見的新舊建築交雜,配以密集招牌的景觀,代表了這種狀況。導演還特地將香港以水淹沒,加強資訊泛濫的意像,兼將節奏放慢,使觀眾有更多思考空間。水代表資訊的流動,亦能提供模糊鏡像,草薙在潛水當中尋找自我,水淹香港提供更多的反射面,高樓玻璃也是反射面,雨打在水面玻璃面又扭曲了反射。鏡像在《攻殼》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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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歷史上看香港亦有身份認同的問題,在《攻殼》推出之後的兩年香港就要回歸中國,一直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,成為東方之珠。回歸後一國兩制如何實行,會否真的是「馬照跑,舞照跳」?這令港人焦慮,亦令世界好奇,究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會會有甚麼化學作用?不過話說回來,雖然這背景與草薙的問題相呼應了,但我認為押井守並沒有想用這一點作關連,至少在畫面上看不到這種意圖。他構想的未來都市應該是更中性的,對科技大潮的侵襲是沒有那個帶有特別歷史的城市是能夠倖免的,因為城市本身就是科技的產物。

雖然面對著科技巨獸的襲來,押井守描寫了我們的焦慮,但他其實並不悲觀,他並不視科技進步為洪水猛獸,反而是呈現開放態度,因為說到底科技與人並非一成不變,而是動態的、具適應性的。科技改變我們的形態,其實只是進化樹上的下一步,問題是來得太快而已。在廣闊的網絡裏,資訊洪流當中,新的生命形態是可能的。或許在蒙太奇一幕裏的城市人並非麻痺,而是開放接受,並視之為日常而已。有人說《攻殼》是「後 Cyberpunk」才對,它不再對未來感到怠倦無助,而是保持開放和覺察。

香港仍然 Cyberpunk 嗎?

若果看看美版《攻殼》的初步演員名單,你會發現有一個叫「The Laughing Man」的角色,指應該就是《攻殼》電視版 Stand Alone Complex 的笑面男。這樣說美版《攻殼》故事應該會又很不同了,所以是否必要到香港取景,很看導演想表達甚麼。你看押井守的選景,完全是為了配合主題,在《Innocence》裏他想表達的東西不同了,城巿也不用那麼香港了。我不熟識美版《攻殼》的導演,也不知他會有甚麼風格。

不看故事,我們可以退一步回到 Cyberpunk 的一般論述裏。科幻作品投射近未來時,有時並沒有甚麼犀利眼光,只是單純地看經濟,所以現在焦點會移到韓國、中國等地,整體來說還是東方。不過我們可以感到西歐並沒有那麼焦慮了,近年科技發展下有不少創新,互聯網、智能電話大幅地改變我們的生活,跟著來的物聯網、3D打印、人工智能、虛擬實景等等又可能顛覆我們生產、消費的關係。在更加全球化的當下,未來比起舊時「分佈」更平均了些,科幻故事不一定要以亞洲城市做背景了。美版《攻殼》取景香港,我覺得可能出於懷舊、致敬較多。

身為香港人,我仍然覺得香港是很 Cyberpunk 的城市,儘管那其實並非一種讚美。「High tech, low life」仍然是香港人生活的寫照,資本主義巨輪並沒有停下來,人們工作時間越來越長,也越來越失去自己。企業壟斷仍然,小店在昂貴租金下越來越沒有生存空間。我們懷緬舊的建築和霓虹燈牌,因為新的不見得好,可能還越來越惡俗。我們仍然在身份問題上掙扎,不過那不是科技衝擊所至,而依舊是政治,本土意識近年抬頭,急於為我們的身份劃界。只可以說,羅馬非一天建造,回歸也不是一天的事,而是一段漫長的過程,一些政治構想現在才開始試出效果來。有時這身份問題會成為我們的盲點,以至令我們還停留在傳統 Cyberpunk 而未能進到如《攻殼》的「後 Cyberpunk」,又或者說貌似神不似。我假想如果押井守當年沒有拍《攻殼》,而是時至今日才拍攝,而且也是講傀儡師的故事,他未必會想到香港,一來是未來「分佈」更平均,他有更多其他選擇,二來是香港這些年來已漸漸失去當年的活力,這未必能「孕育」出傀儡師。

西方或日本都對香港九龍城寨相當著迷,有超多的考證、研究,甚至影響流行文化,成為 Cyberpunk 作品常見背景,在日本更有以城寨為主題的遊樂場。城寨以自己的方式、秩序發展出一個有機體,對比起外頭的急速發展的大樓,她是自我組織、自我建築的。在這三不管的九反之地,裏面充滿黑暗、罪惡、危險,但亦流露動力、生機、希望。這代表著叛客精神,在面對無論是極權強權、系統控制、或試圖反撲的科技,我們需要這份創造力和生命力。

網絡也是去中心化的、自我組織、有機地發展著,讓意念互相激盪、交換和累積,這是資訊之海能產生傀儡師的原因。可是現在看似自由又方便的網絡,其實相當中心化,由少數超巨型企業所掌控,他們以免費為餌,吃掉我們的私穩、資料、外部記憶,留下可被極權所利用的後門。恐怖主義也利用網絡行事,這使我們更懼怕,以更多的自由做為妥協。科技評論家 Kevin Kelly 說科技就如剛出生的小孩,由我們所教養著,她有自己的意志,但也可能被我們所形塑,所以網絡對我們是解放還是綑綁,還我們如何回應。《攻殼》給我們上的一課是:認識自己,保持開放,採取主動,勇於嘗試,新的東西才能生出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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