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
此書是 Neil Postman 寫於 1999 年之作，為我們應如何踏入二十一世紀給一個建議：以十八世紀，亦即啟蒙時期的思想觀念為我們作指引。他秉持的信念是，我們必需先了例過去，才能展望將來，問題在於他身處的二十世紀裏，他找不到幾個有助於下世紀發展的觀念。
二十世紀的好事，如廢除種族隔離、男女平等、高等教育等等，但都其實只是更早期觀念的延伸。二十世在他眼中是「不得喘息的恐怖時代」，這時尼采主張上帝已死，佛洛伊德說理性只是生殖器的僕人，後現代主義主張語言無法精確描繪事實。歷史上發生接二連三的大屠殺，三大超驗敘事竟是法西斯、納粹和共產主義，又發明了能結束人類的武器。這是科技凌駕一切的時代。
進步非必然
啟蒙時期創造了進步的觀念，在理性主義下我們開始能掌握自己的命運，一步步走向美好，進步就如自然秩序一樣。理性主義令我們摒除迷信、權威、傳統、超自然，孕育了自然科學的土壤。另一邊的浪漫主義，卻又質疑理性至上的觀點，會引至我們的道德腐化嗎？科學和技術的進步，並不足以使人性進步。而無論是理性主義或浪漫主義，都對社會進步一事有信心，他們辯論進步的根源，反覆自省。步入十九世紀切切可見這些進步：美國實驗民主美國實驗民主、俄羅斯解放農奴、女性平等、宗教自由、童年觀念等等。很多人都會怪責二十世紀的大屠殺，是基於對理性的信仰，也就忽略了啟蒙時期對理性、對進步也同樣具有質疑。這種批判、懷疑是十八世紀留於後世的珍寶。這份影響延至十九世紀，不過這時也是發明的年代，能發明的都發明，卻少問為何發明，我們漸步入科技壟斷。
可能是經歷大戰的關係，在二十世紀之初便已開始有一種不相信進步的想法生出，亦即進步非必然，需要人努力。我們要自己創造未來，沒有人會保佑我們。或許基於心理負擔，我們仍抓著進步觀念，卻用這形式：科技就是道德、社會、心理進步的同義詞。問題太複雜，我們無法應對，於是拋給機器解決就算。我們當然能身體適應，可是心理卻未必跟得上。對此作者認為對任何科技，我們都應問以下一連串問題：這科技解決了甚麼問題？解決了誰的問題？那些人與機制會受到傷害？會引出甚麼新的問題？誰會獲得新的政治或經濟權力？最後，科技對語言做成甚麼影響？何得何失？
語言失效
有關語言，在十八世紀相信語言能描述真實，儘管與真實有距離，但仍然能接近。清晰的語言有力量，這使得啟蒙學者有了勇氣和盔甲去揭露謬誤。當時的學者，大都其實有正職在身，鮮有專事寫作者，換句話說他們大多是公眾的知識分子，以散文討論公眾議題。(哲學家與哲人的分別) 不過到了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義，卻質疑語言能有描述真實的能力，語言是社會建構，都是相對，沒有確定。不過十八世紀的學者並非沒有體認到語言的限制，他們是很了解的，但卻不會極端至語言不能描繪現實，這種極端引至一種價值失落，沒有對錯之分。這對於解決現實上的問題，是沒有助益的。
資訊過剩
十八世紀沒有「資訊」二字，但早有報紙提供消息、有書本、有評論、有聖經。那時的「資訊」一定伴隨著行動或思考，沒有單純「知道」這一件事。在十九世紀，因電報、影像的發明，資訊變得獨立存在，被剝離情景和商品化。我們解決了資訊的傳送問題，卻沒有解決為什麼需要資訊的問題。資訊過剩，加上沒有情景，沒有了故事，沒有了知識架構。
當今報紙要做的，不是傳送資訊，因為現在其他媒介比他做得好多了。作者建議要將資訊進升為知識(knowledge)和智慧(wisdom)。他定義的知識，就是在資訊加上情境，加上「為什麼」。而智慧，則是讓我們知道可以用何種知識體系來評斷知識，例如對複製技術，告訴我們在那裏複製了一隻羊是資訊；告訴我們複製史和何時會複製人類，就是知識；建議我們用如宗教、政治學、社會學來評斷複製知識，就是智慧。
敘事
後現代主義引來激進歷史相對論，主張沒有絕對真理，所以也沒有超驗權威可以告訴我們「這樣做是對是錯？」。這超驗權威本來是上帝，在啟蒙時期變為理性，但獨理性不夠，還要有一個敘事來引導我們的道德：「上帝造人，與人自由之權，質疑權威之權，管理自己之權。我們自當尊重上帝之創造，謙恭，對他人誠實憐憫，追求幸福和平」。我們需要敘事，因為我們意識中強烈要求某種目的，目的性必具道德脈絡，亦即敘事。沒有超驗敘事，我們會失去目的感，權力就變成權威唯一來源。
這超驗敘事，甚至不需在科學上被證為真才有效，不需要絕對確定。哲人與哲學家不同之處，在於他們關心社會事務，多於宇宙終極真理，敘事只要能有引導作用就足夠了。「什麼是正確的事？」的答案是「不證自明的」，是基於超驗權威的自然法則。反而，在二十世紀三個絕對確定的超驗敘事：法西斯、納綷、共產主義，都帶來了可怕的後果。同樣，將科學視為絕對確定的宇宙真理而非人類故事，科學就成為技術奴役。將宗教視為絕對確定，會帶來審判、聖戰、屠殺。絕對確定的敘事會毀滅我們的希望。
童年消逝
童年概念生於十七世紀，盛於十八世紀，開始消逝於二十世紀，也就是科技(媒體)使我們不能再向孩童保守成人秘密之時。十八世紀童年觀念，可分為兩派：認為童年是白紙，需透過教育而成為成人。另一方面認為童年是人類最自然狀態，天真純潔無野心，而應努力使其免受成人世界的污染。兩者都將兒童當成必需好好悉心照顧的對像。童年是社會建構，是由印刷術時代所形成的概念，要由不識字的兒童變成識字的、明理的、有思辦能力的成人，兒童必需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下學習讀寫文字之餘，也學習服從，負責任，延後滿足等等。資訊革命使成人界的秘密，諸如政治、歷史、醫療等赤裸於孩童之前，童年與成年之別模糊起來之餘，也失去一些東西，例如對未來的希望、對進步的信念。步入下世紀，我們斷不能任由媒介環境之變去消滅童年，我們得主動去保留童年。
民主與媒介
民主的定義由古至今都在改變，是在近代才開始穩定下來。適合的政府形式與可得的傳播方式有關。人們溝通的方式，政府的溝通方式，是制度運作的關鍵。印刷術下的民主，以印刷品作全國對話。印刷品在當時是壟斷的，為論述提供了線性、分析性結構。人們交談方式就如文章，有理有節。政治生活透過印刷媒體來運作，形成公共論述，而這論述基於文章的特性，傾向嚴肅正經。對讀者而言也要求他們具有思考和批判能力。
民主與印刷術的關係，會如何在新的科技下發展？影像如何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，再如何影響我們對民主的參與？辯論的質素？又如何影響社群？會使個人主義轉而為利己主義嗎？虛擬社區能取代真實社區裏大家發表意見之餘，還察覺彼此差異，從而對觀點交換、協商的幫助嗎？
教育
十八世紀三項遺產對教育影響深遠，其一是童年的發明，使學校必需更了解童年本質。其二是受教民眾是國家資源，所以國家必需提供教育。其三是教育應要培養懷疑精神，這一點卻在現代著力不多，可能是害怕教小孩反抗權威會變得難以管教。可是民主社會必需要有批判思考的公民，才能改進社會。作著提出五項建議：
- 教問問題的方法與藝術
- 重現三學科：邏輯、修辭、文化，可有助察破宣傳技法。現在只教文法。
- 教授不同科學觀點，例如比較演化論和創世論。在了解這些觀點的歷史來由，再以科學態度去看這些觀點，比較、論證，這才造就真正的科學思考。
- 科技教育。教育科技的變遷、對我們的心理與社會的影響
- 比較宗教。同樣由歷史入手，看宗教與我們身處文化的關係
在這當中，歷史不是獨立學科，因為每科其實都有其歷史，是「超學科」。只有了解不同知識的歷史，才能知道我們身處的位置。
作者通過這種世紀思潮的比較，可看出其中人類歷史發展的得失。其中科技有著重要角色，印刷術帶來了理性思考、童年、近代民主。電報電視卻將資訊抽離情景和知識架構，我們開始步向科技壟斷。再加上語言的失效，樂觀進步在經歷大戰後變得悲觀，沒有了超驗權威有力的敘事，只有訴諸科技(決定論)。作者千叮萬囑要留意科技/媒介對我們自身的影響，因為在歷史看來，我們其實並沒有多少意志。